忽必烈则委托中原士人设计了元上都和元大都，还极为重视中原的仁爱之道。1260年，他在即位诏书中表示：蒙古族兴起时，由于忙于征战，而“文治多缺”，今后要发扬“仁爱之念”“博施济众”。1271年，忽必烈听取汉人谋士的建议，改变了过去多从封国、封号、官职中拟定国号的传统，在《建国号诏》中称：“……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这充分说明了元朝对中华正统和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在某种程度而言，“征服王朝论”将这些错误观点披上一层所谓的学术面纱。在“征服王朝论”看来，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建立政权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积极主动学习汉文化，放弃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渗透王朝”，主要以十六国和北魏为代表。另一种是游牧民族征服中原、建立政权后，自觉地、有意识地抵制汉文化的影响，采取二元结构，保留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和生活方式，在经济、宗教、语言、习俗、礼仪、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等方面都采取双轨模式，以避免被汉化的命运，这就是所谓“征服王朝”，主要以辽、金、元、清为代表。

在政治上，中原王朝很早就将北部边疆纳入管理范围。武王灭商时，在东北活动的肃慎就进贡了楛矢石砮。因此，周景王的使者表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秦汉则将辽东半岛纳入了郡县体制。之后历朝历代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北部边疆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满人在崛起之前，也是处于明朝的管辖之下。

自20世纪90年代，一些与日本学界颇有渊源的美国学者开始借助“征服王朝论”，夸大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对中国的大一统历史进行解构。在这其中，美国的罗友枝、欧立德等“新清史”研究者，打着利用满文档案等旗号，声称要“跳出中国中心论”，突出清朝所谓的“独特性”“异质性”，并将清朝视为扩张性的“满洲帝国”“殖民帝国”，进而解构清朝与中国的一体性，认为“中国”不等于“清朝”、“中国”仅是“清朝”的一部分。

中国有着悠久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与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就已经深入人心。实现了空前大一统的秦朝，则率先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自此之后，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和传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情况不一，但都心向中华，努力学习中原的文化与制度。

在经济上，中原也与北部边疆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此点，史书上有着大量记载。事实上，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紧密相连。根据考古发掘，北部边疆的不少遗址就是先有种植业，后来才在气候变迁等因素影响下转向畜牧业。被称为中国游牧经济的发源地的朱开沟遗址就是如此。而且自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经阴山山脉、祁连山，直抵青藏高原东缘，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存在大量的农牧交错地带。著名的避暑山庄所在的承德，就位于农牧交错地带。定都于河北最南端的邯郸的赵国之所以能够实行“胡服骑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处于农牧交错地带，能够为其改革提供大量的马匹和熟练的骑手。

(作者简介：李士珍，内蒙古农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教授；王奇昌，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内蒙古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2022ZZB054)的阶段性成果。)

也正是如此，早在数千年前在经济、政治、文化就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也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为重要特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成为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国的独特历史不是“征服王朝论”所能想象和诋毁的。

“征服王朝论”将中原居民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对立起来，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一些“征服王朝论”的支持者甚至还炮制北部边疆民族的“文化西来说”，故意构造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对立，乃至将游牧民族自立于中华民族之外。例如，村上正二就宣扬：“突厥、回鹘帝国留给北方草原游牧诸民族的贵重遗产，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基于同一语言文化意识的强烈的民族和游牧都城文化。”事实上，早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就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有着密切的互动。红山文化中的玉龙文化，更是影响至今。

宠物女孩“征服王朝论”由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等人于1949年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提出。此后，日本学界、欧美学界逐渐将这一理论演化为“北亚世界说”“新清史”等错误理论。这些理论通过歪曲历史来解构中华民族，将中国归为“汉地十八省”，将藏疆蒙及东北说成独立于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将中国历史王朝划分为汉人政权和非汉人政权，提出“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等等，刻意制造游牧与农耕、汉与非汉的二元对立，以此消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否定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清朝则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组织人力大规模进行文献整理和书籍编纂的活动。清朝皇帝拜谒曲阜孔庙次数最多，为历代之最，占所有皇帝拜谒总次数的近一半。曲阜孔庙著名的“万世师表”匾额，即为康熙皇帝手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雍正皇帝还撰写《大义觉迷录》，强调清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天下一统”，并以“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等理由来论证清朝的正统性。

总而言之，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在史前部落林立阶段，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与北部边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夏商周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就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征服王朝论”不仅与日本侵华时的诸多谬论存在学术渊源，而且与此后的“新清史”存在密切联系。无论其提出者是无意还是有意地曲解中国历史，但客观上都是在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易沦为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影响国家统一的理论工具。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今天的我们面对这些试图分裂中华民族的谬论，不可不慎。

金朝统治中原地区后，逐渐接受中原文化。金将都城从黑龙江迁到北京，按照中原的方式建造了金中都。这对后世王朝定都北京产生了很大影响。金还大力提倡儒学，设立译经所，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文字。为了满足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内容命题的需求，朝廷还组织人力整理典籍、编纂史书。虽然历史上“金以儒亡”的说法失之偏颇，但足以反映出金朝对儒学的重视。

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纷纷努力学习当时较为先进和包容的中原文化与制度，推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并不断发展壮大。

也正是如此，“征服王朝论”出现之后，迅速得到日本学界的响应。田村实造、江上波夫、村上正二、岛田正郎、杉山正明等人极力夸大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独特性，进而提出“北亚世界说”“骑马民族征服论”“胡族国家”“大元汗国非中华王朝说”等错误观点。例如，田村实造重视北亚历史的独立性，认为“征服王朝”源自北亚世界，兼具农耕和游牧的二元结构社会特性，当“征服王朝”失去二元特性后，便难以维持；“征服王朝”应该扩展至整个北亚世界，应该将“征服王朝”纳入中国历史以外的自成一个世界的北亚史世界。在他看来，“征服王朝”除了辽、金、元、清外，还应当包括五胡十六国和北朝诸国，甚至将匈奴、突厥、回鹘等政权也纳入“征服王朝”序列中讨论。江上波夫则将南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朝鲜为中心的历史归为北亚史，认为北亚民族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阿尔泰语族。在此基础上，他将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等非农耕民族统称为“骑马民族”，并将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对立起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农业民族建立政权”，也就是“骑马民族论”。村上正二依据地理环境决定论，将亚洲分为农牧分离、南北对立、政治对立的社会，认为“征服王朝”具有强烈的游牧民族的自觉意识，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对农耕民族保有对抗意识，蔑视农耕民族，并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岛田正郎阐释辽官制与中原王朝官制的差异，以“北亚世界”为区域，将中国少数民族史置于其主观预设的“北亚世界”史体系中，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与中国史并立，甚至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从中国史剥离出去，称辽是中国史序列之外的“胡族国家”。杉山正明虽然承认任何一个中国王朝都是多民族的也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并坦言“‘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说是对错各半”，但仍然大提“大元汗国非中华王朝说”。

辽朝大量招纳优待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所用。辽上京作为草原上第一座都城，就是由汉人设计并修建的。辽的官职基本上也是承袭中原官制。一方面，辽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契丹大字等文字；另一方面，辽仍然普遍使用汉字。从出土文物也可以看出，契丹贵族的日常生活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追溯学术史可以得知，“征服王朝论”受到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华而大力宣扬的“满蒙非中国”“干燥亚洲论”“南北民族对立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等谬论的影响。当时，日本不少学者深度卷入其中。日本军部还动用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出版了以辽、金、元、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为其侵华行为提供辩护和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