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是地缘政治问题。目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竞争激烈，存在技术打压问题，而这种地缘政治会带来相应问题。因此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也一定要有中美合作。

第二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调研发现，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企业作为被规制主体，双方都存在盲区。首先，企业不知道政府治理最关心的问题；反过来，政府对于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也不清楚，双方信息不对称，有时候存在“共同无知”情况。

第四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全球治理往往与机制复合体相联系，任何一个国家、国际组织或企业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人工智能就是典型例子。可能存在专业组织、国际组织、企业等多个组织都与某一领域利益相关，且具备一定条件和能力，都希望参与治理。这些组织之间可能没有从属关系，相互之间或有重叠，甚至是矛盾，这使得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困难。

第三是风险规制过程中的成本不对称问题。滥用或误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本相当低，但防范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它有可能造成的危害，所以治理的成本很高。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第一是步调不一致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非常快，但治理体系的变化相对缓慢，因为每个法律法规的出台都要经过一系列论证、多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