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3所新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受到特别关注。它们有一些突出的特点。比如，相较于一些大学动辄数万人的办学规模，它们属于典型的“小而精”，首批招生规模不足百人。同时，它们都位于沿海万亿城市，并且对于提升所在城市高等教育实力有着重要意义。

与传统的高等教育不同，这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包括前些年设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无论是办学模式、专业设置，还是人才培养路径，都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地方发展需要，有着更为紧密的贴合度。

青岛在2012年至2022年的十年间，高校数量从23所增加到29所，引进并落地运行的高等教育机构达24个，全日制专本研在校生从32.4万人增加到45.72万人；重庆更是到2022年累计引进了百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它们的“新”，不只是“时间新”，更是“理念新”、“模式新”。比如，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目前的人才培养就主要是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无人技术、新能源、新材料6大前沿科技领域。且在专业设置上，突出“交叉学科”特色。如第一年获批招生的4个本科专业分别为数理基础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

5178鲁一曲吧眼下，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们陆续开始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今年志愿填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考生们将面临更多“新大学”的选择。

有的城市，经济实力并不算突出，但也不乏“好大学”。而有的城市算经济高地，却长期缺乏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高等教育配置。今年新增的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东方理工大学所在的福州、东莞、宁波，在这方面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三座城市，985大学均空缺，仅福州拥有一所211大学。

比如，宁波东方理工大学2025年首届本科生计划招收仅70人。而学校拥有100多位资深科研教授，确保每名本科生入学即配备一位院士或资深教授作为导师，实行“一对一”的个性化培养；福耀科技大学早前预计招收100名本科生，但最终缩减为50名，原因是为了保证师生比，该校甚至为每个学生配备4个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书院生涯导师和企业实践实训导师。这些都直接体现了“专业型”、“小而精”的特点。

尤其是作为千万人口、万亿级GDP的东莞，高校数量仅7所，在校大学生数量不足20万，在“万亿俱乐部”中属于最缺大学的城市之一。因此，获批设立新的大学，对它们来说堪称是“久旱逢甘霖”。

不过，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本身的改革调整，靠“外引”来补强的模式，已明显降温。与此相对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多地兴起，正成为经济强市补上“大学课”的新选择。

这些人才培养方向和专业设置，都显示了突出的时代气息，紧扣最前沿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需要。同时，人才培养模式，也体现了鲜明的产教融合思维。如大湾区大学将和区域多个大科学装置联合，服务学生科研实践；福耀科技大学，每所学院都有若干与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共建的产教融合试验平台，即校企联合实验室。

据教育部日前发布的2025年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5年6月2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67所。与2024年相比，共有57所高校更名、转设、升本，55所高校新设。

大湾区大学，首批设置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和工业工程等5个本科专业。并明确鼓励以学术领军人才带头，动态组建跨学院的交叉学科中心，动态调整交叉课程。

这背后，实际上是高等教育创新和产业发展创新的一种“双向奔赴”。就在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部分，专门提到——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专业型、“小而精”高校办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说，上述3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是对这一探索的实践。

像深圳、青岛、重庆等都堪称是“大赢家”。如深圳的高校数量从2014年的9所增加到2024年的17所，全日制在校生从8.76万人增加到17.6万人，研究生规模从1.36万人增加到5.1万人，创造了高等教育的“深圳速度”。

在科技创新之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空前提升的今天，提升高等教育实力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必修课”。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缺乏“好大学”的经济强市而言，无论是突破发展瓶颈，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还是提升城市综合发展能级，都需要在这方面加大“补课”力度。

从这个角度上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探索意义，也就不止于对一城一域的赋能。城市竞争格局和高等教育格局的重塑，或都将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内地至少有16个城市的大学数量在50所以上，有30个城市在20所以上。但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城市的高等教育实力与其经济实力，往往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福耀科技大学则结合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和人民健康、深空深海深地等主要领域，构建了计算与人工智能学院、新材料与新能源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运载与智慧交通学院、智造与未来技术学院6所学院。学校首批设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车辆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4个普通本科专业。

此外，新设高校属于白纸上“作画”，具备更大的创新空间，有利于摆脱既有的高校办学惯性，在办学理念、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上都撬动更多的改革增量，由此也承载了推动高等教育创新的新使命。

这是因为自办（公办、民办均有）新型研究型大学更能契合当前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能更好顺应科技变革和产业革新的新趋势。“专业型”“小而精”的高校办学新模式下，人才培养的主动性、灵活性都更强，更能精准聚焦城市、产业和科技创新的现实需求。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全新的“赛道”，也让那些在原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格局下不占优的经济强市，看到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大学，尤其是“好大学”之于一座城市的综合价值不言而喻。一方面，一所“好大学”往往是一座城市最硬核的城市名片之一。这对于提升城市形象而言，首先就是最重要的加分项；另一方面，“好大学”更是一座城市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的利器和摇篮，是促进科技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与后盾。

这些城市的高等教育补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着重靠“外引”，即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引入一批知名高校校区或是设置科研院所。

比如，过去几年在城市“抢人大战”中，作为高等教育高地的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即提出要重视提升大学生“留存率”，且在对外招商引资上也打出了“校友经济牌”。这相对于一些高等教育实力没那么突出的城市而言，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抢人”、“抢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当然，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属于相互滋养、相互成就。这方面，中科大与合肥的共生发展故事，就常为人津津乐道。

以深圳为例，过去十多年，这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成功引进了清华、北大、哈工大、中大、香港中文大学、莫斯科大学等一批名校前来办学，无论办学规模还是质量均得到快速提升。一个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案例是，哈工大深圳校区录取分数线已常年超过校本部。

这种办学模式，与所在区域的产业和创新优势密不可分。如大湾区、长三角均有不少的大科学装置、大的实验室，还有诸多头部科技企业，这些都能够给“新大学”的人才培养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场景支持。同时，这一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又将更精准服务于地方的产业发展和创新需要。

正如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指出的，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第四代大学”正推动高等教育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创造”转型。它的群体性出现和崛起，本质上是技术革命、教育范式与社会需求迭代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