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破解高额彩礼之痛，离不开政策的柔性宣教，亦离不开司法的刚性约束。比如，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又比如今年2月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除了再次强调“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还对彩礼的认定范围、返还规则、诉讼主体等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司法部门统一裁判尺度、明确裁判规则，对于治理婚俗领域的不正之风，无疑具有“定分止争”的积极意义。连月来，北京、湖北仙桃、陕西富平等多地不断公布适用“彩礼新规”的案件，围绕各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不当行为，以案释法、以案说理，传递出依法治理高价彩礼的明确信号。

农民伯伯在田间干活“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这是《礼记》中对彩礼的表述。源于传统婚俗中的“三书六礼”，彩礼本身蕴含着两个家庭对婚姻的重视和美好祝愿。然而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彩礼被异化成一种衡量爱情的筹码，只重“财”不讲“礼”。远超家庭正常开支的彩礼，给很多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也给婚姻埋下了不稳定因素，甚至滋生违法犯罪。

高额彩礼，从来都不是婚姻美满的“保证书”，反而可能成为幸福的“紧箍咒”。近年来，从职能部门制定指导意见、开展专项治理，到各地推进婚俗改革、强化村规民约，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出台司法解释，在全社会的合力中，抵制高额彩礼的效果正在逐渐显现。但需要提醒的是，成风化俗非一日之功，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还需综合施策，谨防因急于求成而导致治理手段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