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依法公正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正确处理减刑、假释与财产性判项执行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十一条因犯罪行为造成损害，受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应对相关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判项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并结合本规定综合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

第十二条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不积极退赃、协助追缴赃款赃物、赔偿损失的，不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

《规定》对关联规则作了统一。要求有履行能力的罪犯必须在履行完后方可减刑、假释；确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不认定确有悔改表现，不予减刑、假释；确无履行能力的，不影响对其悔改表现的认定。《规定》还明确罪犯被裁定减刑、假释后，发现其虚假申报、故意隐瞒财产，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减刑、假释，完善了有关配套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已于2024年1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1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第八条罪犯被判处的罚金被执行法院裁定免除的，其他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不影响对其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但罪犯确有履行能力的除外。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时，对生效裁判中有财产性判项的，应当将财产性判项实际执行情况的材料一并移送刑罚执行机关。

《规定》还重申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对财产不足以承担全部民事赔偿义务及罚金、没收财产的罪犯，如能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在认定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时应予以考虑。以此促进罪犯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积极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

罪犯的履行能力应根据财产性判项的实际执行情况，并结合罪犯的财产申报、实际拥有财产情况，以及监狱或者看守所内消费、账户余额等予以判断。

人民法院判决多名罪犯对附带民事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的，只要其中部分人履行全部赔偿义务，即可认定附带民事赔偿判项已经执行完毕。

罪犯采取借名、虚报用途等手段在监狱、看守所内消费的，或者无特殊原因明显超出刑罚执行机关规定额度标准消费的，视为其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

小辣椒樱桃湿地福地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的决策部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印发《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第九条判处没收财产的，判决生效后，应当立即执行，所执行财产为判决生效时罪犯个人合法所有的财产。除具有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所列情形外，没收财产判项执行情况一般不影响对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

执行财产性判项的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财产性判项未执行完毕的罪犯具有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所列情形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刑罚执行机关。

第一条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审查原生效刑事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以此作为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因素之一。

罪犯被裁定减刑、假释后，发现其确有履行能力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执行财产性判项；发现其虚假申报、故意隐瞒财产，情节严重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该减刑、假释裁定。

针对司法实践中履行能力判断难的问题，《规定》在总结各地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院的执行情况为基础，结合罪犯的财产申报情况、实际拥有财产情况及其在服刑期间的消费等状况，递进式地认定履行能力的判断模式。《规定》采用列举方式对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通过正向证明加负面清单的方式界定了确无履行能力的判断标准，增强了履行能力判断的可操作性。

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罪犯，同时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民事赔偿义务。对财产不足以承担全部民事赔偿义务及罚金、没收财产的罪犯，如能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在认定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时应予以考虑。

财产性判项是指生效刑事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裁判中确定罪犯承担的被依法追缴、责令退赔、罚金、没收财产判项，以及民事赔偿义务等判项。

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发现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裁定不予减刑、假释，或者依法由刑罚执行机关撤回减刑、假释建议。

执行财产性判项的人民法院收到刑罚执行机关核实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公函后，应当在七日内出具相关证明，已经执行结案的，应当附有关法律文书。

《规定》明确，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是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罪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的，应着重审查其履行能力，将审查重点聚焦到履行能力的判断上，确保减刑、假释适用的公平性。

减刑、假释是重要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将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关联，一方面可以激励罪犯积极履行生效刑事裁判的财产性判项，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另一方面可以充实“确有悔改表现”这一减刑、假释条件的判断标准，让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有了新抓手。但是，关联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关联标准不统一，履行能力判断困难，防止机械关联、过度关联也存在困扰。《规定》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系统解决方案，对于依法公正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正确处理减刑、假释与财产性判项执行的关系，充分发挥减刑、假释的制度功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