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言之，各地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移风易俗的方案中，应该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拿出详细的涉费清单，对于暂时还不宜废除的涉费项目，要规定收费上限；对“零”收费的有关人员和家庭，应该通报表扬并以多种方式予以嘉奖；对漫天要价的媒婆和有关家庭，不妨拿出相应惩戒措施，以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

多地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全国初婚平均年龄正不断后移。国家统计局2022年6月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而十年前人均初婚年龄是24.89岁。如果结婚综合负担过重，一些年轻人就有可能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婚。

其中，在一些地方，由于“媒婆费”与彩礼挂钩，也成为一笔不小的支出。男方支付的彩礼越多，媒婆抽成就越高。以广东陈女士遭遇为例，媒婆不但要从10.8万元彩礼中抽2.8万元作为媒婆费，还要求男方支付5.8万元的介绍费，这种“吃完女方吃男方”的重复收费，无疑拉高结婚成本，增加结婚负担。

针对高价彩礼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通过部署移风易俗改革，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少地方的彩礼仍然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导致部分恋人之间出现分歧甚至分手，让彩礼归于“礼”任重而道远。实际上，除高额彩礼外，各地还存在程度不同的与结婚有关的“花式收费”，加重了农村年轻人的结婚负担。

高额彩礼、“花式负担”等因素造成的晚婚晚育，不仅对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造成不良冲击，也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不管是高额彩礼还是结婚的“花式负担”，都应该全部纳入各地移风易俗改革，以更有力改革“组合拳”，切实减轻年轻人结婚负担。

不要抬头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越发受到社会关注，部分地区彩礼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不少年轻人直言负担不起，结不起婚。除高额彩礼外，漫天要价的“媒婆费”和名目繁多的“上车费”“下车费”“改口费”等，也在无形中让很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5月9日《法治日报》)

从目前多地出台的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来看，高额彩礼都是治理的“重头戏”，而对其他与结婚有关的费用支出，少有地方提及。对漫天要价的“媒婆费”，须进行明确限制；对“上车费”等各种索费项目，能废则废，能减则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