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生态监管是对自然资源公益属性的监管。自然资源既有经济属性又有生态公益属性。生态环境部门是代表生态公益属性的监管，侧重于监管自然生态的服务功能，评估在区域尺度是否提升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为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工作的思路，生态环境部上周召开了全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张玉军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生态环境部将深入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体系，突出问题导向，围绕发现问题、交办整改、监督执法、督察问责这条主线开展工作。

御梦子张玉军介绍，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切实履行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职责，坚持政策法规标准制定、监测评估、监督执法、督察问责“四统一”，初步建立了生态保护修复监管体系。形成了“五年一次全国、每年一批重点区域”的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机制，针对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开展生态环境成效评估。充分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用，公开曝光109个涉及生态破坏的典型案例。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共发现并查处5000多个生态破坏重点问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问题整改完成率已达99.1%，实现了人为干扰数量和面积明显“双下降”，基本扭转了侵占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趋势。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不断提升主动发现人为破坏活动的遥感监测能力。

最开始从发现问题入手，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开展监测和针对性评估，既要用好常规生态监测方法和手段，更要用好现代化遥感监测手段，不断提高监测主动发现问题能力。

接着是推动问题交办整改，不仅要建立生态环境部门内部工作协同机制，还要加强与部门，以及与地方的协同联动，确保问题有效交办并推动整改到位。

再有，生态环境部门监管从方式方法上是问题导向性的监管。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主要是瞄准问题。无论是生态保护修复监测、评估，还是督察执法，目的都是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举一反三，形成长效机制。

首先是对重点领域开展外部监管的制度性安排。近年来，祁连山、秦岭等生态破坏问题的产生，凸显对生态这一重要领域实行外部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生态环境部门是站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履行对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外部监管职能，监督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开发者乃至监管者履行生态保护修复责任是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