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除了南北交通枢纽，淮安还是明清两朝漕运总督府和河道总督府的所在之地，此时的淮安，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这里，各色人等汇聚，南北物资会通，以码头为中心的大众娱乐文化蓬勃发展。这一切均成为某种痕迹，烙入城市的肌体。至今，行走在淮安运河畔，你仍会忍不住慨叹：这座负载着历史荣光的城市，把昔日化入当下，交织得那么斑驳又那么自然。

在江苏籍作家徐则臣的运河题材巨著《北上》里，一群人正是从淮安出发、溯运河北上，以此追寻民族的文脉和国家强盛的密钥。杜涛说，今天的我们，也正走在这同一条河流上。

昔日淮安，因南船北马的交通中心地位以及河工、漕运的兴盛，“人士流寓之多，宾客饮宴之乐，自广州、汉口外，虽吴门亦不逮也”。而当我们漫步臧家码头数里外的黄河故道，发现曾经的“水陆冲要”之处，如今人烟稀少，杂草葳蕤。如何唤醒这座城市的历史？杜涛有一个设想：挖掘“乾隆南巡”这个IP，在云昙船坞仿建乾隆御舟安福舻，打造至板闸、河下、淮城的乾隆南巡游线路，串联起沿线的臧家码头、明清漕船厂遗址、板闸、钞关、河下石板街、乾隆里运河石堤、萧湖、明代漂母祠等历史遗迹。远期设想则依赖大运河沿线城市的互动——开通经宝应、高邮直至扬州的乾隆南巡游线路，串起大运河江苏段这一盘活棋。旅游不是最终目的，通过打造这条文旅线路，人们能够借此寻回和运河有关的城市文脉。

难怪古往今来的文人都对淮安当年的盛景遐想不已：漕船帆樯衔尾，舳舫蔽水，桅幡遮天，舟车麇集，百货山积，贩夫走卒蚁聚。稠密的市井，园林与寺院相掩，茶幌与酒旗相招，车辆交驰，其毂相击，行人摩肩，衣袂遮不住汗雨……

“淮安的繁盛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季祥猛说，“写下《西游记》的吴承恩是淮安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施耐庵正是隐居淮安府山阳县城创作《水浒传》。他根据淮安南蓼儿洼祠堂里记载的宋江、吴用、李逵、花荣4位义士的故事，在山东郓城了解到的宋江等36人的故事，以及淮安画家龚开所画《三十六人赞》，综合起来加以升华，写下这部千古名著。”城市的性格也在无形中得到化育。季祥猛说，“包容”二字道出淮安城市的本色，开放、合作、学习、创新、宽容、谦让……这些宝贵的精神是今天淮安发展所依傍的“富矿”。

“明后期至清后期，东南各省人士北上至京，多乘船到清江浦清江闸东舍舟登陆，再向北陆行数里，渡过黄河后于王家营雇大车北上。南下则反之。”杜涛对淮安的地方史料信手拈来。“清江浦清江闸东”指的正是臧家码头。昔日的码头盛景早已随风漫漶，如今码头上新建起的两道浮雕，以场景拼贴的方式，延续着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其中一道浮雕，一端是波涛汹涌、帆樯林立，船舱内的达官贵人觥筹交错、迎来送往，一端是官员纵马扬鞭，顶戴花翎随风怒扬；另一道浮雕展开的是寻常的平民生活图景：行街吆喝的贩夫走卒，撸起裤管奔忙饲猪的布衣百姓，奋力划桨摆渡的船夫……淮安南北的风光就这样气韵生动地流淌开来，这热气腾腾的画面，吸引我们久久驻足。

而今盛景安在？“看我的。”随行的摄像记者娴熟地操作起航拍无人机。机器轰鸣上升，缓缓地飞过波光粼粼的水面，驶往对岸云昙船坞曾在的地方。航拍视野下，运河碧波荡漾，两侧楼房林立、车行不息；运河畔的亭台、长椅等阴凉处，聚满头发花白的老人和蹒跚学步的孩子，悠闲地打发着午后时光。这在运河的怀抱中不疾不徐行走的现代城市生活，和昔日的南来北往、客商云集相比，是另一番醉人的安恬与繁华。杜涛介绍说，正是在他的建议下，经淮安市民政局积极运作，2016年，“臧家码头”成为淮安首个恢复的古地名，码头遗址随之兴建，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休憩之所。

韩国免费三片“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所乘的龙船‘安福舻’。每次乾隆南巡，安福舻都会提前一年南下，停至淮安清江浦的云昙船坞，等待来年乾隆在这里乘舟。”漫步在距离清江闸仅有两公里的臧家码头遗址，和记者一同参观的淮安市志办方志处处长杜涛意兴盎然。毗邻居民小区，昔日舟车云集的臧家码头，如今是环境清幽的市民公园。目光抚过脚下的码头石岸，杜涛遥指运河对岸草木葱茏之处：“看，那就是当年云昙船坞所在的地方。”

“御舟先至候河干，此日登舟暂解鞍。”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在此写下的诗句，以“登舟”“解鞍”寥寥数字，点出淮安作为“南船北马之地”的枢纽地位。何谓南船北马？杜涛介绍，这是对中国古代南北交通方式的概括，即南方以船为主、北方以马为主。而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处，又居运河、淮河、黄河交汇咽喉之地的淮安，就成为南来北往的行人“换乘”之地。